精品展示
 
基本展览

鄂尔多斯通史展

前   言

    鄂尔多斯,中国北部的一块神奇土地,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14万~7万年前的鄂尔多斯(河套)人,揭开了这块古老土地上人类历史的帷幕;6500年前生活繁衍在这里的古代先民,谱写了鄂尔多斯早期农耕文明的历史新篇章;4000多年前,朱开沟文化的古代先民,率先拉开了北方畜牧民族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活动的帷幕,以狄—匈奴为代表的新兴马背民族,在广袤的鄂尔多斯大地上,营造了中国北方早期畜牧经济的辉煌,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它原生态的草原文化气息、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造型而震撼海内外,谱写了中国北方早期游牧文明的恢弘乐章。

    自战国、秦、汉开始,伴随中原封建王朝对鄂尔多斯地区的不断开发,这里的社会进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随着鲜卑、突厥、党项、蒙古等北方民族的不断南迁,鄂尔多斯地区的民族融合也达到了空前的境地,这里不仅是中原诸王朝的北疆重地,也是与北方游牧民族联系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明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的蒙古鄂尔多斯部的植根,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形成了集蒙古帝王祭祀文化、宫廷文化、传统草原游牧文化于一身的、别具一格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续写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新辉煌。

    鄂尔多斯地处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错带,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造就了独具特色的鄂尔多斯古代文化,使之成为农耕文明的沃土、畜牧文明的摇篮、北方民族驰骋的辽阔舞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执着传承和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包容吸纳,使历史悠久的鄂尔多斯古代文化敦实厚重、异彩纷呈。

 

   第一章 远古岁月

    大约300万年前,人猿相揖别,伴随着直立行走,他们不仅学会了制造工具,而且可以根据劳作对象的不同,使用一些有意打制成不同形状的石器,考古学上,把人类社会的这一发展阶段,称为“旧石器时代”。这个阶段人类的社会经济主要是采集、狩猎、渔捞等自然经济。由于第四纪以来,鄂尔多斯高原一直处于抬升期,相当于更新世早、中的地层堆积大多缺失,因此,至今尚未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活动行踪。

萨拉乌苏俯瞰

一  神奇的萨拉乌苏

    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有一条起源于陕西西北部的白于山北麓,由西南至东北弯弯曲曲穿行在茫茫毛乌素沙地中的河流,当地群众称其为“萨拉乌苏”(蒙语,“黄水”之意)。它是黄河支流——无定河上游的一部分,原本是条名不见经传的河流,但又是条平淡之中蕴含着无数跌宕的高原深切曲流,在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海中,如果不是近在咫尺,你绝难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当你置身其中时,又无不为之九曲回旋的荡漾气魄所震惊。这里还具有神奇的小区域自然景观,高原面上,是一望无际的沙海,新月形的移动沙丘星罗密布,而深深下切的河谷里,却是潺潺流水环绕的片片绿洲,不仅果树飘香,水稻扬花,并且具有常年不冻的水流,素有“塞北江南”的美称。

萨拉乌苏高原面

萨拉乌苏谷底

 

    (一)开启中国古人类研究史帷幕

    1922年,法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流经乌审旗大沟湾的萨拉乌苏河谷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等。1923年,桑志华与另一位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一同对这里进行了科学发掘,并在随后的资料整理过程中,发现一枚幼儿的门齿化石。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也是第一批有可靠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萨拉乌苏遗址的发现不仅掀开了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古人类研究的帷幕,而且也揭示了鄂尔多斯地区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古人类活动行踪。

20世纪20年代参与考察的部分科学家及当地牧民

    (二)中西文化交往史滥觞     

    —萨拉乌苏文化20 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裴文中首先使用了 “河套文化”这个名词,该文化内涵由萨拉乌苏和水洞沟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共同构成。50年代中期,裴文中在经过深入考察和研究后,发现萨拉乌苏与水洞沟遗址在文化内涵和年代上皆有差异,提出取消“河套文化”,并建议将两者分开。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将萨拉乌苏流域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命名为 “萨拉乌苏文化”,“河套文化”逐渐被“萨拉乌苏文化”所取代。

石器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14万~7万年)乌审旗萨拉乌苏遗址出土,长1.3~1.9、宽1~1.4厘米

用火遗迹、烧骨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14万~7万年)乌审旗萨拉乌苏·范家沟湾遗址出土,长1.5 ~5.2、宽0.6 ~2.6厘米

 

鹿角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14万~7万年)乌审旗萨拉乌苏·范家沟湾遗址出土左:长16.8、宽4厘米右:长13.6、宽5厘米

 

动物骨骼化石

 

    萨拉乌苏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是远东地区为数极少的、可与西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直接类比的遗存,这种远古时代遥远两地间所具有的罕见的文化共性,证明了早在十几万年前,东西方沿欧亚大陆桥就已经存在着文化交流。萨拉乌苏遗址自身的文化特性,在探讨华北小石器文化的主导性与传播性进程中,也占有得天独厚的地位。

    (三)破译亚洲现代人起源密码——鄂尔多斯(河套)人

    1923年,桑志华、德日进等在整理萨拉乌苏流域考察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枚幼儿的左上外侧门齿,经当时体质人类学研究权威、加拿大人类学专家步达生研究,命名为“the Ordos Tooth”(鄂尔多斯人牙齿)。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在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世纪40年代,裴文中首先使用“河套人”这个名词,来对应德日进等人已命名的 “Ordos Man”(鄂尔多斯人)。鉴于对“河套人”的研究,是开启中国乃至亚洲现代人起源、欧亚草原地区东西文化交往滥觞等世界性领域的研究课题,因此,有必要将其命名与国际接轨,正名为“鄂尔多斯人”。鄂尔多斯人的体质特征属于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年代为距今14万~7万年,截至目前是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化石之一。

“鄂尔多斯人”(河套人)发现地

鄂尔多斯人顶骨化石

 

 

    (四)萨拉乌苏动物群—华北晚更新世标准动物群

    因首先在乌审旗萨拉乌苏流域发现而得名,是一个包括34种哺乳动物和11种鸟类在内的庞大动物群,它是晚更新世华北地区黄土堆积的典型代表性动物群,与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动物群(标准地点在河北北部泥河湾盆地)、中更新世的周口店动物群(标准地点在北京周口店北京直立人遗址),共同组成华北地区更新世三大代表性动物群,成为研究更新世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的经典标尺。已鉴定出的45种动物包括虎、狼、鬣狗、象、野马、野驴、野猪、骆驼、马鹿、大角鹿、羚羊、转角羊、水牛、原始牛等大型食肉类、食草类动物以及鼠、兔、刺猬等小型啮齿类、食虫类动物和鸵鸟等鸟类。在34种哺乳动物中,至少有8种已经灭绝,目前仍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有12种。萨拉乌苏动物群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丰富,而且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展示了这一特殊的地理区域内,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的生态小环境以及同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冷、暖、干、湿的更迭变换,在研究东亚北部地区20万年以来环境变迁、生物进化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龟化石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14万~7万年)乌审旗萨拉乌苏遗址出土左:长22、宽19.5、高12.2厘米右:长20.5、宽17.7、高12厘米

 

鄂尔多斯大角鹿角化石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14万~7万年)1922年乌审旗萨拉乌苏·大沟湾遗址出土长108、宽35、高31厘米鄂尔多斯大角鹿 (Megaloceros  Ordosianus  Young)学术界也将其翻译为“河套大角鹿”,它是萨拉乌苏动物群的重要成员,由于是在1922年萨拉乌苏流域的科学考察活动中首次发现的一个古鹿新种属,因此便以萨拉乌苏所在地鄂尔多斯命名。这种鹿肢体高大,鹿角呈扁平扇形,形状奇特,在鹿类中独一无二。

 

    (五)窥视鄂尔多斯远古世界的窗口

    萨拉乌苏河虽然水流量不是很大,但由于所流经的区域地质结构较为松散,因此侵蚀作用十分强烈,河水犹如一条凶猛咆哮的蛟龙,将所经之处切割成峡谷,加之这一地区地形较为平缓,导致河道弯弯曲曲,形成一条十分壮观的深切曲流。每当雨季到来,湍急的河水总会对河岸形成一次次新的侵蚀,而河岸的塌落,使那些原本被流逝的岁月深深埋藏在地下的各类物质,纷纷撩开笼罩着的神秘面纱,清晰地展现在明媚的阳光下,河谷高高的断面,便成为我们窥探鄂尔多斯高原远古历史的天然窗口。

    萨拉乌苏大剖面的厚度高达七八十米,这些堆积不仅集中形成于晚更新世以降,而且各个地质时代的界面较齐全,界限较清楚,所反映的信息比较多,是研究古气候、古环境的最佳地区和最佳时段,包含如此信息量的地质剖面,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的。

 

萨拉乌苏大剖面及底层分析示意图

鄂尔多斯人生活场景复原示意图

 

    综合科学家们地质调查、勘探、考古发掘等研究成果,萨拉乌苏大剖面为我们勾画出这样一幅当时的自然、人文情景:14万~7万年前的鄂尔多斯,自然地理条件大体和现今萨拉乌苏一带的局地自然景观相当,既有延绵不断的沙漠,又有广布的河流湖泊,相伴广袤的沙地绿洲和森林,随着冷暖期的交替变幻,河流湖泊以及绿地森林的范围不时发生着变化。诺氏驼、巨鸵鸟们奔跑在无垠的沙漠中,鄂尔多斯大角鹿、马鹿、原始牛、野马、野驴、普氏羚羊、许家窑扭角羊等在草原上或静静地觅食或奔波跳跃,几只窜出树林的狼和最后鬣狗,惊的隐匿在草丛中的狗獾、野兔及其他啮齿类小动物四处乱钻,老虎在森林中时隐时现,窥视着草原上各种生灵的一举一动,王氏水牛整个浸入湖泊中,尽情享受湖水的凉爽,野鸭、翘鼻麻鸭在湖面上漫游,鹫、兀鹰展开巨大的翅膀,在天空中缓缓移动,披毛犀顶着两只尖尖的独角、诺氏象拖着长长的鼻子在森林边悠闲漫步……

    由于缺乏山洞一类的自然巢穴, “鄂尔多斯人”在靠近湖边的地方搭起用兽皮围起的“帐篷”,以抵御烈日、风雨和严寒的侵袭。帐篷周围燃起了熊熊的火堆,这样既可以御寒、烧烤食物,也是防止猛兽袭击的最好方法。远处的湖边,一群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们,围住了一头陷入沼泽中的披毛犀,利用手中的鹿角锤、鹿角矛等武器向这头庞然大物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披毛犀尽管力大无比,无奈四蹄陷入沼泽中,越挣扎陷得越深,厚厚的皮毛虽然可以不惧恶狼的攻击,但在这些聪明过顶的人类面前,早已是血流如注,奄奄一息。岸边的一群小孩或手舞足蹈,或跃跃欲试,为这即将到手的美餐激动不已。帐篷周围的老年男性以及妇女们,有的在打制石器或加工、修整工具,为肢解、分割那只已到手的猎物做准备,有的在忙着拾捡树枝,为一会儿的美餐忙碌,有的则埋头在用石片仔细刮除上次捕获到的猎物皮革上的油脂,或用锋利的薄石片切割兽皮,这些皮革可是人们裹身御寒和围作帐篷的最佳材料。远处的草地上和森林边,还可以不时地看到结伴的人影在晃动,他们正在采摘野菜野果,因为猎获一头这样的动物实在不易,平时人们还得主要靠这些果实来充饥。

    夜幕降临了,紧张了一天的人们围坐在火堆旁开始分享劳动的果实,人们用树枝挑着肢解开的犀牛肉在火堆上烧烤,在吃干净骨头上的肉后,又用鹿角锤砸开坚硬的肢骨,吸食里面的骨髓,随后把吃剩的骨头扔进火堆中,骨头虽然不会燃烧,但骨头上的油脂却是极好的助燃品,火焰腾地一下串起了好高,映红了人们兴奋的脸庞 ……

       二  喧腾的乌兰木伦        

    乌兰木伦遗址位于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景观河北岸,发现于2010年5月。该遗址古人类活动的地层堆积为河湖相堆积,出土石制品的形态、制作工艺等均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特征,北京大学实验室对文化层光释光的测年为距今7万~3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乌兰木伦遗址远景

石核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距今7万~3万年)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遗址出土,左:长11.8、宽8.8厘米,右:长10.9、宽9厘米

 

石刮削器修改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距今7万~3万年)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遗址出土,长4.5~11.4、宽3.7~6.5厘米

 

 

石砍砸器

  

石砍砸器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距今7万~3万年)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遗址出土,长9.5~12.1、宽7~8.7厘米

 

 

 

石叶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距今7万~3万年)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遗址出土,长2.1~5、宽1.2~2厘米

 

 

披毛犀下颌骨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距今7万~3万年)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遗址出土,长40.4、宽15.1厘米

 

 

披毛犀寰椎骨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距今7万~3万年)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遗址出土,长35.5、宽16厘米

 

  该遗址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年代介于萨拉乌苏与水洞沟之间。乌兰木伦旧石器制品在技术与类型上同欧洲旧石器中期和晚期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范例,可称之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火花”。乌兰木伦遗址是继1922年萨拉乌苏及水洞沟遗址发现以来,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在华北地区乃至全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填补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段空白。

 

 

第二章  文明前夜

内容正在整理中......

 

    直至距今7000年左右,末次冰期后逐渐趋暖的气候才对鄂尔多斯高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白雪皑皑冰冻数千年的大地逐渐复苏,曾经孕育了中国最古老猎人的这块神奇土地,在经过长时期的万籁沉寂后,又一次显现出郁郁葱葱的生机。由于环境因素制约了早期古人类在本地区的发展,因此,目前在鄂尔多斯地区还尚未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活动踪迹。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出于寻觅更广阔生存空间等初衷,一部分原本生活在太行山东麓地区和关中地区的居民,纷纷离开故土,沿桑干河西进或溯黄河河谷北上, 大约在距今6500年前,相继踏上了鄂尔多斯这块水草丰美的土地,他们和已经生活在这里的一些以从事狩猎经济为主体的土著居民相遇,并和睦的结合在一起。他们以原始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狩猎、渔捞业等,掀起了鄂尔多斯地区人类原始定居农耕经济的新篇章。良好的自然环境,使生活在这里的远古居民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其社会发展进程丝毫不逊色于中原地区,很多方面甚至居于领先的位置,为以炎黄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最早的原始农耕部落

    鄂尔多斯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从事原始定居农耕经济的居民是阳湾遗址居民,他们以从事原始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狩猎、渔捞业等。阳湾遗址是属于“鲁家坡类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前期阶段(距今约6500~6000年)。鄂尔多斯地区属于“鲁家坡类型”的遗存还有准格尔旗鲁家坡、官地、贺家沙背遗址及坟墕墓地等。阳湾居民使用的生产工具虽然和他们的祖先一样,还是以石器、骨器、木器为主,但这时的石器、骨器早已不是简单的打制成一定的形状就拿来使用了。他们凭经验精心捡选那些质地坚硬又极具韧性的石料,先根据需要打制出工具的大体雏形,然后通体琢磨,这样制造出的石器不仅形制规整,而且非常得心应手。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石斧、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铲、石凿等。

    阳湾居民使用的最大量的生活器皿就是陶器。主要有用作炊器的夹砂罐,用作水具的小口折唇壶,用作食具的敞口或敛口的圜底钵等,虽然器类还比较简单,但各器类间已具有明确的分工,而且能根据用途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质地或制成不同的形态。这些陶器不仅形制规整,而且烧造火候也较高,说明当时人们的制陶技术已较娴熟。

阳湾遗址社会复原图

    6500年前,这里的自然环境是一种典型的森林草原景观,山顶上森林茂盛,山坡上灌木丛生。阳湾遗址的居民以一个大的家族为单位,集中居住在一起,他们选择靠近水源、背风向阳的山谷坡地作为自己的营地。德高望重的家族族长的住房,建在营地的中心部位,由于这里不仅是他们的居室,同时也是家族聚会、议事的场所,所以房子面积一般都比较大,而其他家族成员的住房面积都较小,分布在族长住房的周围。

石磨盘、石磨棒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前期(距今6500~6000年)伊金霍洛旗出土,磨盘:长32.2、宽19.6、厚4.6厘米,磨棒:长18.7、宽6.4、厚4厘米,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用于农作物加工的工具。石磨盘大多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磨面平整;石磨棒横截面呈圆形或近似圆形。加工时将植物的果实放到磨盘上用石磨棒推拉或碾压,以去掉果实外部的硬壳或粉碎果实。

石磨棒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前期(距今6500~6000年)杭锦旗征集,长30.8、宽6厘米,磨棒整体略呈哑铃状,通体磨光。由其形状可知,使用者两手分别握住石磨棒的两端,前后推拉石磨棒进行加工。

石斧图组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前期(距今6500~6000年)准格尔旗阳湾遗址出土,长6.5~11.9、宽2.9~6.8、厚1.25~2.9厘米,通体磨制。整体略呈扁圆柱体,正锋,弧刃。石斧是当时人们主要的砍剁工具,用以开垦荒地、砍伐树木、修整建造房子的梁、柱,包括砸击动物的肢骨等等。石斧可以直接拿在手中操作,也可以安柄使用,遇到狩猎或部落间的冲突时,还可用作武器。

石砍伐器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前期(距今6500~6000年)准格尔旗阳湾遗址出土,长11.9、宽10.4、厚3.1厘米,将砾石或石核边缘打成厚刃,用以砍伐树木等。一般器身厚重,有钝厚的刃口,主要用于砍树、做木棒、挖植物块根、砸坚果等。

石球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前期(距今6500~6000年)杭锦旗四十里梁出土,直径7.5~8.4厘米,形体较大的石球可以直接掷击野兽,中小型者多系在飞石索上猎取动物。多由河卵石做成。

石刀图组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前期(距今6500~6000年)准格尔旗阳湾遗址出土,石刀,也称“爪镰”,是当时人们采集植物的主要工具,主要用于收割谷类植物的穗部。类似的采集工具,在近代的少数民族中仍在使用。整体为平面呈长方形的扁平体,一侧长端磨出双面刃,或两端有缺口,或刀身中部有一个或两个并列的钻孔。使用时,在两个缺口间或钻孔中穿入绳索以固定中指,将石刀置于手掌中,采割植物的穗部。

石尖状器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前期(距今6500~6000年)准格尔旗大路公社老山沟出土,长9.8、宽5.9厘米打制。刃端尖锐,顶部较圆钝,适合手握持。主要用来砍剁木材、搭建房屋,也可以用来敲骨吸髓等。

石铲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前期(距今6500~6000年)准格尔旗出土,左:长20.4、宽15.2厘米,右:长14.9、宽14厘米通体磨制。平面呈长方形、半圆形等,中部见两孔,用于绑缚安柄。是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掘土工具,亦即文献记载中的“耜”。而那些用精美的“黄河玉”制作的石铲,则很可能是当时部族或部落头领所持的特殊用具,是以后王者所执的代表权力、地位象征的钺的雏形。

 

    阳湾遗址发现一座单间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大房址,不仅面积巨大,建筑技艺高超,而且还在房址的室内墙壁上,发现了镶砌整齐的陶质装饰砖。如此大面积的单间建筑以及陶质内墙砖镶嵌技术的使用,不仅在内蒙古地区绝无仅有,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址中也十分罕见,集中再现了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先民们神奇的创造力和社会文化的辉煌发达。

 

 

    二  异军突起的北疆奇葩

 

    如果说,在此以前古文化的面貌,更多的是一种迁徙文化色彩的话,那么鄂尔多斯地区自“海生不浪文化”开始,便形成了既有浓郁“炎黄血脉”,又具有鲜明自身特征的远古文化。它们虽然与中原文化区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是“华夏族”浩荡洪流中的一支强劲支流,但所显示的更多的则是愈演愈烈的鲜明自身特征,开启了以内蒙古中南部为主要分布区域的中国北方文化区的滥觞。

 

    (一)海生不浪文化: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后期

   (距今5800~4800年 )

 

    以最早发现于南流黄河东岸内蒙古托克托县海生不浪遗址而得名,年代相当于距今约5800~48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阶段,是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学术界也称之为“庙子沟文化”,下辖“海生不浪类型”、“阿善类型”及“庙子沟类型”等不同的地域性变体。鄂尔多斯属于“海生不浪类型”分布区。海 生 不 浪 文 化 居 民 以 从 事 原 始 的定居农耕经济为主,但狩猎业、渔捞业也是当时重要的辅助经济活动。居住遗址多有环壕围绕,房址多为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房址的周围分布有贮存物品、粮食的窖穴。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兼有琢制的细石器和骨器等。陶器器表多饰绳纹,有相当数量的彩陶,色彩有红、褐、黑、紫、赭等色,纹样有网格纹、鳞纹、三角、锯齿、草叶纹等。器类有侈口罐、大口罐、筒形罐、小口双耳壶、喇叭口尖底瓶、侈沿曲腹盆、敛口钵等。

 

 

    (二)喇叭口尖底瓶(酉瓶)

    —中国文字起源的见证中国早期的文字绝大多数都是象形文字,因此,由喇叭口尖底瓶的形态与甲骨文“酉”字的形态十分接近,可以推测,我国象形文字形成的时间,至少应在距今5 000年左右的海生不浪文化(即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另外,据目前已知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这种形态的喇叭口尖底瓶,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形态也最接近甲骨文。由此可见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人类,在中国文字的产生以及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三)寨子圪旦遗址

     — 远东金字塔

    寨子圪旦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时代最早的石城遗址之一,也是为数极少的、集防御与宗教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800~4600年)古人类聚落遗址,它的发现,为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工作等,提供了全新的珍贵资料。该遗址应该属于南流黄河西岸数个和其同时代的古人类部落共同拥有,掌控这里的主人,拥有代表人类和天、神沟通的能力,拥有凌驾于其他部落之上的特权,因此无论其构成形态,还是功能、性质等,均堪称远东地区的“金字塔”。

    站在黄河边上抬头仰望,寨子圪旦遗址地形险要,气势恢宏。坚固的石筑围墙,高高在上的祭坛,虽经历了五千余年历史岁月的无情洗涤,却依然生动地再现着鄂尔多斯地区人类文明社会前夜的动荡、激昂、神秘与惨烈。石城遗址那坚实的围墙,已奠定了中国文明社会牢固的根基,摆放在那青烟缭绕的高大祭坛上的,兴许就是在历史的漩涡中由喇叭口尖底瓶衍生而成的斝式鬲等神器,里面盛着祭祀神灵的牺牲,石城的主人可能同时还兼有神圣的特权人物—巫师身份,他一手握着象征权力的石钺(即原始权杖),一手挥舞着法器,口中念念有词,传承着人与上天的沟通。祭坛下的山谷间,人头攒动,呐喊声声,一场为了生存与发展的对话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喧嚣声中,一步步由新石器时代迈向青铜时代的门槛,并不断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迈进。在构成中华早期文明的核心成分中,有两种生活器皿至关重要,即陶鼎和陶鬲,他们不仅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最主要的炊具,而且也是祭祀等重大社会活动中所使用的最重要的器皿,最终构成夏商周时的礼制核心。喇叭口圜底瓶的制作工艺和夹砂罐的有机结合,再现了构成中国早期文明核心之一的器皿——陶鬲,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它是见证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处地位的最好例证。

 

 

    (四)承前启后的永兴店文化

    永兴店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因其文化面貌独特被命名为“永兴店文化”(或称老虎山文化永兴店类型)(距今约4600~4200年)。永兴店文化上承当地具有鲜明特征的“海生不浪文化”、“阿善文化”,与相当于夏商时期的“朱开沟文化”具有亲缘关系,承袭、延续发展脉络清晰可辨,在研究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及青铜时代早期历史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  养育早期北方民族的摇篮

    1984年在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乡朱开沟村发现朱开沟遗址,该遗址时代上限约相当于距今4200年龙山时代晚期,下限约相当于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出土器物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故命名为“朱开沟文化”。

    朱开沟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鄂尔多斯地区夏商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破译了一段延续约800年、鲜为人知的鄂尔多斯古代历史,而且开启了现代人与先民对话的窗口,古老的朱开沟人正是通过这个时空隧道,一步步走入人们的视野。是朱开沟这个貌似平常的小山沟,孕育出了中国北方原始社会末期最发达的古代文化;是朱开沟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铺垫出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登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的平坦大道,点燃了北方游牧民族征战历史的星火之源。

 

    (一)朱开沟文化—

    再现鄂尔多斯青铜时代早期历史的平台朱开沟晚期,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冶铜铸造技术,贫富分化比较显著,已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由于气候环境的恶化,朱开沟时期人们适时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及经济结构,由农转牧或半农半牧。由此,中国北方畜牧文化的雏形,首先在鄂尔多斯地区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就是在朱开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二)朱开沟—

    孕育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沃土朱开沟文化中出土有较多独具特征的器物,如蛇纹鬲、鹤嘴石斧、短剑等,这些后来都成为活动在北方地区的广大畜牧、游牧民族十分喜爱的生活器皿。


上一篇:鄂尔多斯通史展--文明前夜    下一篇:没有了!
地址: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 电话:0477-8390997  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
版权所有:鄂尔多斯市博物馆 2012 技术支持:鄂尔多斯市海瑞科技有限公司 
位访客